救国之路的探寻:烽火岁月的记忆

——周鹗老师采访录

发布者:校史馆模板发布时间:2018-04-08浏览次数:539

刘云虹

      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、维护世界正义与公理的伟大战争,也是中华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转折点,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,救国、强国成为无数有志青年人生道路的选择。今天,战争的烽火已经远去,当初的青年已进入耄耋之年,但是,那段烽火岁月,对于他们来说,是难以忘却的记忆,对于后人来说,是值得聆听与纪念的历史。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,20155月,校史研究室采访了我校电气工程领域的著名专家、九十岁高龄的周鹗教授,请他谈谈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与感受。周老师回忆了自己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,探寻救国的心路历程:少年时艰辛求学、追求进步;考取中大后,安守清贫、笃志勤学,立志科学救国,参加进步活动;抗战胜利后,为争取中国的和平、民主,参加学生运动。回首过去,寄望未来,周老师表示:勿忘抗战历史,兴校强国,实现中华民族复兴。采访得到了澳门金莎娱乐网站校友会、澳门金莎娱乐网站老干部处的大力支持,以下内容系根据多次采访录音整理而成。

  

  

       周鹗,19251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。1944年考入中央大学电机系,1945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外围组织“新民主主义青年社”(新青社),参加了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大学历次学生运动,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194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,参加了南京大学、南京工学院的筹建工作。1954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,获副博士学位。回国后,在金莎任教五十余年,历任教研组、系、研究生处等教学行政职务,是澳门金莎娱乐网站电机学科博士点创始人、学术领导人。担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常务理事、国家教委科技委、学位评委电工专家组成员,全国电力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,科研成果丰硕。周老师虽退休多年,仍情系金莎,关心教育,2005年,与夫人王慕臧捐资,众高足捐赠设立了“周鹗奖学金”,2015年又签署了第二期捐赠协议。

    王慕臧,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食品工业系并留校任教,1952年调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,1958年参加筹建并任职于无锡轻工业学院,后任轻工业部南京机电学校校长。周鹗教授治学严谨、学识渊博、淡泊名利、崇实尚朴,得到了大家的尊敬。


       刘:周老师,1937年,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时,您的生活状况如何?

       周:我自小家境比较清贫,但是,我比较勤快,学习优秀,常常得到家人和老师的称赞。全面抗战爆发后,1938年,为躲避战火,部分家人迁至河南禹县。1939年,我在开封初中毕业后,离家到豫西镇平石佛寺的河南省立开封高级师范学校读书,学了不少知识,还有音乐、唱歌、弹风琴等技能。

       1939年,我正当少年,想要上进,期望“科学救国”。所以,1940年夏,我又考入了河南省立开封高中。开封高中是上进、致学之所。记得当时教历史的毛老师在课堂上说:“日本对我国广阔领土早有野心”,毛老师还结合课程,讲解形势。那时,我们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,一方面积极地学习,同时,也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,参加了学校内由地下党领导的社会科学读书社。

  

       刘:当时,社会科学读书社的活动主要有哪些?

       周:1940年“皖南事变”后,国民党加紧了反共活动,我们主要要求抗战和进步。学校老师也有进步的:数学老师杜孟模,就是原北大地下党(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副省长)、公民课老师马子任,据说以前也是老地下党员。在他们的引导下,我们学习社会科学经济理论、哲学著作、观看进步杂志、阅读鲁迅等作家文章以及苏联文艺书籍;还开小组会、报告会和辩论会,交流体会、讨论问题;定期出版刊物、壁报等;还学唱抗日进步歌曲,如: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、《在太行山上》、《游击队歌》、《毕业歌》、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吕梁山大合唱》等。读书社的会歌中有句话是“伏牛山麓我们这一群,结合着真理的铁军,积极、奋斗、活泼、严肃,带领着我们。”

  

       刘:那当局对你们的活动是什么态度?

       周:学校领导比较开明,但是,1943年元旦,同学们正在操场开庆祝会,国民党特务团和地方保安团将操场围住,根据名单一个个叫人,叫到的人就被抓起来,被一串串地押到镇上。逮捕约50余人,前面提到的杜老师和马老师也在内。在镇上,有些同学被连夜审问,有些被严刑拷打,社中负责的同学因伤重被人用担架抬着押到豫南,其他人则被校方集体领回后释放。据说,校长曾为此辞职不干,调离他任。

  

        刘:您什么时候高中毕业?之后怎么考取的中大?

        周:1944年初,我高中毕业后与同学约好赴重庆考学,先到邓县一同学家聚齐,然后从豫南、经湘西到江边的巴东,一路步行,到巴东后,改乘木船逆江而上到达重庆。我同时考取了交大有名的商科、中大难考的电机专业,当时,我想科学救国,中大又是最高学府,国内一流,所以选取了中大,也得到家人支持。当时,我已身无分文,无处安身,只好暂宿于重大走廊边上(中大西迁四川后,与重庆大学为邻),后得到已在中大读书的同学的资助,才得以度日。

  

周鹗老师与王慕臧老师收藏的抗日歌曲书籍


       刘:您在重庆中央大学期间的学习、生活怎样?

       周:当时,中央大学校本部在重庆沙坪坝的松林坡,分校在20多里以外的柏溪,一年级学生在分校。学习生活比较正常,我对《三角》《解析几何》等很有兴趣,对金工课和实习也很爱好,特别对被称之为“头痛几何”的《投影几何》更是喜欢。中央大学当时是国内最高学府,教学、学科、规模、影响都是国内之冠!记得一年级时,教我们投影几何、机械制图,并带我们金工实习的史宣教授1910年出国留学,获硕士学位,是清代最早留美学生之一,1917年回国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史老师不愿做亡国奴,到后方,1936年任教国立中央大学,全面抗战爆发后随学校赴重庆。史老师讲授的课程是工学院一年级必修课,教学任务很重,他辛苦耕耘,教书育人,深得师生爱戴;教数学微积分的徐曼英教授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优秀老师。在中大,教我们课的都是很好、很有名的教授:教电工基础的是程式老师是留学德国的博士;教交流电路的陈宗善老师毎次上课都是一黑板一黑板地写,我们就一黑板一黑板地抄,内容很多,非常辛苦;教热工学的是钱钟韩老师(解放后是南工的名誉校长);无线电工程课的陈章老师,在中大电机系任职40余年,可谓电界泰斗;还有萨本栋老师、顾毓秀老师、吴大榕老师、严一士老师、杨简初老师,他们在学校及社会上都很有名望,我得以受教于他们,受益匪浅,难以忘怀!

       当时,生活条件相当坚苦,住的是大统仓,吃的是大锅饭,从战区过来的学生都可以领到饭票,一张饭票用一个月,等下个月再去领,有了饭票就可以吃饭了,那时候到食堂是凑满8个人,拿个脸盆去领菜,饭是直接拿着碗到饭桶里去舀,可以随便吃多少。第二年暑假,我搬迁到松林坡小龙坎学生宿舍,与同班同学住在一起了。

       当时在学校,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学习,除了学习外,也经常阅读《新华日报》,关心时事,对有关的事情也会有一定的想法,例如:有的时候从沙坪坝回柏溪去,都是沿着嘉陵江江边过去,不走树林里面的小路过去,据说在这小路上,可能就走到歌乐山的渣滓洞了,传说有人误走了,走到渣滓洞,就被抓进去了。

后来,我参加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(新青社), 被选为电机系二年级的班长。接着,抗战胜利,班上和校内的活动就比较多了。

  

       刘:当时在重庆,中大师生和重庆老百姓对抗日的态度是怎样的?

       周:因为毎个人所处社会环境不同,认识上有差别,表现也不一样,不过,不管是什么人,对日本侵略的仇恨基本上是一致的。

       王(王慕臧老师):战时重庆受到很大的威胁,重庆大轰炸,国人世人都知道的,很是愤恨!我当时只有十一岁,住在七星岗。轰炸一来,老百姓没处躲,只能在桌子上放一床棉被,人躲在桌子下面。有一次轰炸过后,我和姐姐上街找叔叔,街上一片火海,半边城市都烧掉了,满街的尸体,我们只能从尸体上跨过去,心里又害怕又恨!(王老师哽咽着回忆起那段恐怖的经历)日本鬼子只要天晴就轰炸,1940年,我随姐姐住到柏溪乡下,有中大的学生统计过,519号,日机轰炸了50次,20号,轰炸了70次,不停地频繁轰炸,老百姓叫“疲劳轰炸”,根本来不及躲。开始时没有防空洞,学校童子军就用绳子编绿色、黄色、蓝色的网子,每人发一个,跑到空地上算是躲炸弹了。当时有人统计,194058月,共轰炸了2032次,投了10021颗炸弹。后来有了防空洞,也很简陋,山脚下挖了一个道,用木板撑着,里面很潮湿,点着煤油灯,很难闻。当时,上课都要开窗子,随时看空袭警报,当时拉警报就是挂球,挂一个球就是空袭警报,挂两个球就是紧急警报,就赶紧带着小板凳跑防空洞,还有鸣笛拉警报。当时我考上了南开中学,大家对日本鬼子恨死了,都说要读书,将来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,复国回家乡,建设国家。(重庆大轰炸:1938218~1943823日,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,死于轰炸者10,000以上,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,日军试图通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,以瓦解中国抵抗的士气。)

    

       刘:您考入中大的时候已经是1944年下半年,当时您有没有觉得抗战即将胜利?

       周:当时,后方生活不是很稳定,有些朝不保夕。1944年底,日本人占领独山,逼近重庆,人们觉得很危急,很压抑,也很着急!那时想不到何时抗战才能胜利。

王:当时还没有觉得抗战胜利在望,知识青年要从军,就是要救中国,后来,政府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,再后来,就把这些军队编成青年军,没去抗日,变成政府的军队了。

  

       刘:1945815日,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,您当时是怎样的感受?

       周:抗战终于胜利了,我们都是兴高采烈,奔走相告,热烈欢庆!当然,也都会联想到中国今后的发展,大家希望国家能够和平,今后不再打仗,希望国家、民族统一,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,逐渐富强起来,不再受人欺负,人民能安居乐业,团结起来过幸福生活。具体说,重庆人口众多,大多是抗战时从各地跑到后方去的,这时,都想着要高高兴兴地回老家,学校也在计划安排回到南京。

  

       刘:19458月底,国共重庆谈判,双方签署《双十协定》,19461月,政治协商会议召开,当时的中大学生是怎样看待国共及战后中国发展的?

       周:当时,人们饱经战争的心酸,很希望和平,胜利以后,和平、民主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同心愿。我们在校内路过松林坡前民主墙边时,总看到许多各种各样的大字报、壁报、标语等,在茶馆、嘉陵江边漫步时也会议论国事。当时,学生比较活跃,各种社团较多,班级、系科、社团等都会有所议论,甚至争论:抗战后的国共合作、胜利后全国各地的接管、毛主席是否会从解放区到重庆和蒋介石会谈、协商。

       125日,学校“新青社”组织了以中大为主的重庆学生大游行,游行队伍徒步走了20多里,从沙坪坝到重庆城里,一路高喊“反对内战,要求和平”、“政治协商会议只准成功,不准失败”的口号。快到重庆市区时,中大校长吴有训教授也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,走在前面,直到政协会场小广场上。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到小广场会见了游行同学,相继表示坚决支持同学们的爱国进步行动。周恩来也给大家讲话,坚决支持大家的活动,号召大家“要团结起来!我们要求和平,但和平是要经过斗争才能得到的”,同学们很受鼓舞。

1946年暑假,中大提前放假,分批返回南京。

  

        刘:今年,抗战胜利已经过去70年了,回望过去,您对于我们学校和国家有什么样的寄望?

        周:是啊,抗战胜利已经70年了,我们国家和学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国家独立了,发展了也强大了。我们学校呢,在解放前是最高学府、国内一流,50~60年代,流传着“北有清华、南有南工”,创造了辉煌的成绩,80年代以来,我们趋于稳定、继续发展。今天,我们师资队伍扩大,基础雄厚,教学突出,学术气氛浓,有基础、有实力、有方向,这一路发展过来,我们学校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,对于今后,我相信仍然会继续辉煌。十八大以来,在国家社会快速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,我们要抓住机遇更好的发展,实现我们学校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“金莎梦”,实现强国的 “中国梦”。  

       刘:是啊,重温历史是为了立足当下,面向未来,我们回忆抗战的烽火岁月,就是为了要激励我们今天加倍努力,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!